看护大姐姓陈，说话带着浓重的南部口音，手脚麻利得像一阵风。她一边帮我调整枕头，一边对还站在床边的潘宏说：「先生你放心啦，我会顾好张小姐。你也累一整天了，赶紧回去休息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」

她的语气很实在，没有客套，是那种见惯了生死病痛、懂得人力有穷尽的务实。潘宏听了她的话，目光从我脸上移开，对陈姐点了点头，「麻烦妳了。」然后，他又看向我。

病房的灯已经调暗，只留我床头一盏小夜灯。他的脸在昏黄光晕里显得有些模糊，但眼神依旧清晰。他没有说太多，只是又握了一下我的手——那已经成了我们之间一种无声的、确认彼此存在的仪式——然后低声说：「我明天下班就来。」

他顿了顿，像是思考了一下，又补充：「妳……自己慢慢来，不急。」

这句话说得很轻，我却听懂了里面的意思。他知道我现在连承受一句重话的力气都没有，知道我需要时间去消化这翻天覆地的一切——身体的、家庭的、债务的。他不会逼我面对，不会追问，不会催促我「振作」。他只是告诉我，他会再来。他在，就是一个不会移动的座标，让我知道无论我「慢慢来」到何种地步，那个方向，总有一个确定的点。

这种体谅，比任何热切的鼓励都更让我鼻酸。他连我的「软弱需要时间」，都一并接住了。

他离开了，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。探视时间结束的广播在远处响起，病房区逐渐归于一种带着规律咳嗽与鼾声的静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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